最近刷短视频，总能刷到这样一类视频：标题是《震惊！英语永远说不出“星期八”》，后面跟着三个感叹号，背景音乐是激昂的鼓点，博主对着镜头一拍桌子。
视频讲得慷慨激昂。大意是说，中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，证据有三：
其一，中文可以说“星期八”“星期九”“星期十”，想数到几就数到几，英语只有 Monday 到 Sunday 七个死单词，第八天叫什么，英国人憋死也说不出来。
其二，中文可以说“十三月”“十四月”，英语的月份从 January 到 December，到头了就是到头了。
其三，也是最玄妙的一条：你念“唇”字的时候，用的是嘴唇；念“齿”字，用的是牙齿；念“胸”“腹”，声音从胸腔、腹腔里出来。音和义严丝合缝，老祖宗造字的智慧，岂是二十六个字母比得了的？
评论区一片“厉害了”“已转发”，点赞数十万。划走之后，算法很快又给我推来一条，换了个博主，换了段音乐，说的还是那三条。
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看见言之凿凿的东西就手痒，总想替它查查户口。查完之后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：这几条论据，条条都和历史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而且这个玩笑的笑点，恰恰藏在中国自己的史料里。
一、星期八，查无此日
先说“星期”。
拿“星期”来论证中华文明的优越，就好比拿一台进口电饭煲来证明祖上是御厨——锅是好锅，可它不是祖传的。
中国人自己原本的计日单位，不是七天一轮的“周”，而是十天一轮的“旬”。殷墟甲骨里有一大类卜辞，叫“卜旬”，格式非常固定：每到癸日（十天干的最后一天），商王的贞人就要占卜一次，问的是“旬亡祸”——下一个十天，没什么灾祸吧？三千多年过去，这个“旬”还活在我们嘴里，“上旬”“中旬”“下旬”，“年过七旬”，都是它的后代。
那七天一轮的“周”是从哪里来的？说来话长。七日一周的习惯，源头在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世界，到了希腊化时代，占星家把日、月和五大行星这七颗“行星”分别派去值守每一天，形成了“七曜”。这套东西一路往东走，经过波斯、中亚，随着佛教的星占书进入中国。唐乾元二年（759年），密宗高僧不空译出《宿曜经》，里面就有七曜值日的说法。他的弟子杨景风作注时，给每一曜都列了胡名、波斯名、天竺名。太阳值日的那一天，胡名叫做“蜜”，学者一般认为这是粟特语 Mīr 的音译。敦煌出土的一些历书里，星期日那天会用朱笔标一个“蜜”字。
换句话说，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，过的是“蜜日”，不是“星期日”。
有意思的是，英语的星期名称和这套七曜系统同出一源。Sunday 是太阳日，Monday 是月亮日，Saturday 是土星日，中间几天则换成了日耳曼诸神的名字（Tuesday 的 Tiw，Wednesday 的 Woden，Thursday 的 Thor，Friday 的 Frigg），他们在罗马人眼里分别对应火星、水星、木星和金星。日语至今还在用“日曜日、月曜日、火曜日”。如果非要论血统，英国人保留了七曜的半部家谱，日本人保留了全本，倒是我们自己把它弄丢了。
至于“星期一、星期二”这种按数字编号的叫法，是清末民初才流行开的，年纪比北京的不少胡同还轻。
那么，按数字给星期编号，是不是中文的独门绝技呢？也不是。葡萄牙语的星期一叫 segunda-feira，字面意思是“第二日”，一路数到星期五 sexta-feira，“第六日”。希腊语的星期一 Δευτέρα 意思是“第二”，希伯来语的星期日 yom rishon 意思是“第一天”。这些语言的说法都可以追溯到犹太—基督教传统里的数字纪日。照这些视频的逻辑，葡萄牙人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 décima-feira，“第十日”。
说到“第十日”，还真有人过过。
1793年，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，革命者觉得旧历法沾满了教会的气味，于是另起炉灶，搞了一套共和历：一个月三十天，分成三个“旬”（décade），每旬十天，分别叫 primidi、duodi、tridi……一直到第十天 décadi。不错，法国人当年是真的有“星期十”的，而且是写进国家法令的。
结果呢？以前干六天活就能休息一天，现在要干九天才能休一天。老百姓怨声载道，教会也不答应。这套历法撑了十来年，拿破仑和教廷和解之后，从1806年元旦起恢复了格里高利历。
苏联人也折腾过。1929年起推行“连续工作周”，五天一轮，后来又改成六天一轮，直到1940年才回到七天。
所以，能不能说出“星期八”，从来不是一个语言问题，而是一个历法问题。语言能说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这算不上什么本事——英语也可以说 the eighth day of the week。1964年，披头士乐队还唱过一首 Eight Days a Week，一周八天，爱你都嫌不够。英国人不但说得出来，还拿它唱成了金曲。
二、十三月，殷商人表示不服
接下来说“十三月”。
这一条最妙。因为“十三月”这个东西，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修辞，而是实打实存在过的月份。
商代用的是阴阳合历：月份跟着月亮走，一年十二个月，大约三百五十四天，比回归年短了十一天左右。几年下来，月份和季节就对不上了，必须插进一个闰月来校准。殷人插闰月的办法很朴素：不另起名字，直接加在年底，十二月过完了，就是“十三月”。
甲骨卜辞里，“十三月”屡见不鲜。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罗振玉，后来经过董作宾、陈梦家等学者的反复研究，“商代年终置闰”已经是甲骨学界的共识。
到了秦和汉初，闰月仍然放在年末。当时的历法以十月为岁首，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是九月，于是闰月就叫“后九月”。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后，闰月不再固定放在年底，而是按“无中气”的规则插在一年当中，这个规矩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农历。
所以，这些博主如果穿越到三千年前，跟一位商王说“我们中文可以说十三月，厉害吧”，商王大概会一脸茫然：“十三月？赶上置闰的年份，我们年底就要过一个，有什么稀奇的？”
不过，古人给月份起名，也从来不只有数字一种办法。甲骨卜辞记月用的是数字，“十三月”正是这套数法顺手往后多数了一个；可与此同时，月份还有另一套专名。《尔雅·释天》里就记了一套：
正月为陬，二月为如，三月为寎，四月为余，五月为皋，六月为且，七月为相，八月为壮，九月为玄，十月为阳，十一月为辜，十二月为涂。
屈原在《离骚》里自述生辰，说“摄提贞于孟陬兮”，用的就是这套名字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孟春、仲春、季春，端月、杏月、桂月、腊月，五花八门，比 January 到 December 热闹多了。
这些专名的毛病，和英语月份一模一样：数到“涂”就到头了，你说不出“第十三陬”来。
再来看英语这边。英语的月份名是从拉丁语借来的，而拉丁语的月份，有一半原本就是数字。September、October、November、December，词根分别是拉丁语的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之所以“七月”变成了九月，是因为古罗马的一年原本从三月开始算，后来岁首挪到了一月，月份的名字却没跟着挪，整体错了两位。罗马人原本的第五月 Quintilis 和第六月 Sextilis，也是数字名，后来分别被改成 Iulius 和 Augustus，用来纪念尤利乌斯·凯撒和奥古斯都；英语借过来，就是 July 和 August。
也就是说，英语的月份名里，至今埋着一套拉丁语的数字月名，只是被罗马人的历史挤歪了。中文这边，则是数字和专名一直并存：记事用数字，诗文里用雅称。数字记月也好，专名记月也好，都是历史留下的习惯，跟哪种语言更高明没有关系。
至于真正“有十三个月”的，倒也不必远求。埃塞俄比亚历法至今每年都有第十三个月，叫 Pagume，只有五天，闰年六天，相当于一年的边角料。埃塞俄比亚人说“十三月”，是在说日历上的一个事实，用不着证明自己的语言比谁优秀。
三、请回答：第十一天干叫什么？
既然这些视频的核心论点是“中文想数到几就数到几”，那我也出几道题，请博主们作答。
第一题：第十一天干叫什么？
天干一共十个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到“癸”就结束了，下一个是“甲”，从头再来。
第二题：第十三地支叫什么？
地支十二个：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没有第十三个。
第三题：第二十五节气叫什么？
二十四节气，从立春到大寒，冬至后面接小寒，小寒后面接大寒，大寒过后又是立春。没有第二十五个。
附加题：第十三生肖是谁？
这道题倒是有点意思。民间传说里，猫本来也想参加生肖排位，结果被老鼠骗了，没赶上，从此和老鼠结下了世仇。所以中国的十二生肖里没有猫。不过越南人的生肖里有猫——他们用猫顶替了兔子。可见生肖这种东西，是可以改的，但改的办法是换掉一个，而不是加一个。
再来一道：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之外，第六个音叫什么？这道题有答案。古人为了凑成七声音阶，在五音之外补了“变宫”和“变徵”两个音。注意这个办法：不是“第六音”“第七音”顺着数下去，而是在原有体系上改造出新东西来。
答不上来不丢人。因为这些问题本来就没有答案。
中华文化里最核心的那些名目——天干、地支、节气、生肖、五音、八卦、二十八宿——恰恰都是封闭的体系，数目固定，各有专名。它们和 Monday 到 Sunday、January 到 December，本质上是同一类东西：一套有限的专名，用来给一个循环里的每个位置起名字。
而在专名之外，中文和英语都有一套无限的数字系统。中文有一、二、三，英语有 one、two、three。中文可以说“第八天”，英语可以说 the eighth day。两边手里都是一副“有限专名加无限数字”的牌，谁也没比谁多一张。
视频里所谓的优越，不过是拿中文的数字系统，去和英语的专名系统比。这就好比拿自家的计算器，去和别人家的挂历比谁能数得更远。
四、念“唇”字时，你的嘴唇在摸鱼
第三条论据是最有“玄学”气质的，也最容易验证。不需要翻任何古书，只需要张开嘴。
请读者跟我一起做个小实验。
念“唇”（chún）。注意，起作用的是舌尖往上翘，抵住硬腭前部，然后送气。你的嘴唇在干什么？它最多是撅了一下，配合后面的韵母，基本上是在摸鱼。
念“齿”（chǐ）。仔细感受一下，声母和“唇”一模一样，都是 ch：舌尖翘起，抵住硬腭前部，牙齿只是在旁边站着。这就有意思了。“唇”和“齿”的声母完全相同，如果念“齿”用的是牙齿，那念“唇”也该用牙齿；如果念“唇”用的是嘴唇，那念“齿”也该用嘴唇。这两个字，注定没法同时“对得上”。
念“腹”（fù）。f 是唇齿音，上门牙轻轻咬住下嘴唇。决定这个音长什么样的，是牙齿和嘴唇，不是肚子。
念“胸”（xiōng）。x 是舌面音，舌面前部贴近硬腭。
再顺手加一个对照组，念“鼻”（bí）。b 是双唇音，靠上下嘴唇闭合再打开。从头到尾，鼻子没有参与任何工作。
有人会说，胸腔和腹部明明在出力。没错，说话的气流要靠肺来送，呼吸肌也得配合。可念“唇”、念“鼻”、念“天”、念“地”，乃至念任何一个字，它们都一样在干活。这份功劳是所有字共享的，记不到“胸”“腹”两个字的头上。真正决定一个字念成什么音的，是气流在喉咙、舌头、牙齿和嘴唇这一路上被怎样塑形，语言学上叫“发音部位”。
视频里举的四个字，加上顺手补的“鼻”，一个都对不上。
这还只是普通话。要是按照中国古代音韵学家的分类来看，结果就更有喜剧效果了。
宋代以来，音韵学家把汉语的声母归纳为“三十六字母”，并按发音部位分成唇音、舌音、牙音、齿音、喉音等几大类。我们按《广韵》的反切，把这几个字逐一归位：
- “唇”，食伦切，声母属船母，在三十六字母里归入“床”母，是正齿音；
- “齿”，昌里切，昌母，在三十六字母里归入“穿”母，也是正齿音；
- “鼻”，毗至切，並母，唇音；
- “腹”，方六切，唇音；
- “胸”，许容切，晓母，喉音。
也就是说，古代音韵学家给“唇”和“齿”盖的是同一个章：齿音。“齿”算是碰上了，“唇”却被归进了齿音；“鼻”和“腹”，反倒盖了“唇音”的章。如果“音义对应”真是老祖宗造字的智慧，那这几位老祖宗大概要被音韵学家气得吹胡子瞪眼。
当然，对得上的也有。除了“齿”，还有“牙”，五加切，疑母，正好是牙音；“喉”，户钩切，匣母，正好是喉音。可这能说明什么呢？在几千个汉字里，总能挑出几个碰巧对得上的。挑中了，叫“智慧”；挑不中，就假装没看见。这在统计学上有个名字，叫幸存者偏差。
更要命的是，语音一直在变。上古汉语、中古汉语、近代汉语和今天的普通话，同一个字的读音可能面目全非。今天的粤语里，“唇”念 seon4，是个擦音，“腹”念 fuk1，“胸”念 hung1。如果音义对应只在今天的普通话里成立，那就等于说，孔子念的“唇”是错的，岭南人念的“唇”也是错的，只有我们念对了。
英语也可以玩这个游戏。nose（鼻子）以鼻音 n 开头，mouth（嘴）以双唇音 m 开头，lip（嘴唇）……好吧，l 是舌尖音，没对上。不过我只要多挑几个对得上的，照样可以写一篇《震惊！英语才是音义合一的语言》。
一百多年前，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过一个基本原理：语言符号的“能指”（声音）和“所指”（意义）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。除了“哗啦”“布谷”这类拟声词，一个东西叫什么音，大多是约定俗成，没有什么天然的道理。这条原理放在中文身上成立，放在英文身上也成立。
五、同类笑话集锦
网上类似的说法还有不少，限于篇幅，挑几条快速过一下。
“英文要背几十万个单词，中文只要认识三千个字就够了。” 这是把“字”和“词”混为一谈。英语的 word 对应的是汉语的“词”，不是“字”。认识“火”和“车”，不等于知道“火车”是什么，更不等于知道“火车头”是什么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7版收录了七万多个条目，《汉语大词典》收词三十多万条。真要比，中文的词汇量一点也不比英语寒碜，学起来也一点不比英语轻松。
“联合国文件里，中文版永远最薄。” 就算这是真的，那也只说明汉字的信息密度高，一个字顶好几个字母。可信息密度高，不等于语言更先进。按这个标准，压缩包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件格式。
“英语其实起源于汉语。” 这一类说法通常和“西方伪史论”捆绑出现，比如说 tea 来自“茶”，所以英语源于汉语。tea 确实来自闽南语的“茶”（tê），可这只能说明英国人从中国进口过茶叶，就像“沙发”来自 sofa，不能说明汉语起源于英语。
六、历史的回旋镖
读到这里，读者也许会觉得，这些说法虽然荒唐，但出发点是爱国，用不着这么较真。
可是，历史上有一面镜子，值得照一照。
十九世纪，欧洲的比较语言学方兴未艾。学者们把世界上的语言分为屈折语、黏着语和孤立语三类。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歇尔等人进一步把这三类排成一个进化序列：孤立语最原始，黏着语居中，屈折语最高级。拉丁语、希腊语、梵语这些词形变化丰富的语言，站在金字塔顶端。而汉语，作为孤立语的典型，被放在了最底层。
看，当年的欧洲版“语言优越论”，用的是同一套逻辑，只不过主角掉了个个儿。今天说中文比英文优越的人，如果穿越回十九世纪的柏林，会发现自己的论证方式和那些看不起中文的欧洲学者如出一辙。
而中国人自己，也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到过极端。
1918年，钱玄同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》，主张废除汉文，说“欲废孔学，不可不先废汉文”，甚至设想改用世界语。1936年，病中的鲁迅在回答《救亡情报》记者时，说出了那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：“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。”
严格说来，鲁迅要灭的是汉字这套书写系统，不是汉语本身。他主张的是拼音化的新文字，话还是照样用汉语说。钱玄同走得更远，设想连汉语一起换成世界语，但他的出发点是汉文难学难用，又承载着他要打倒的旧思想。这些主张和今天的“中文优越论”说的不完全是一回事。
可两者还是有个相通的地方。从“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”到“中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”，中间只隔了不到一百年。一个觉得自己的文字拖累了民族，一个觉得自己的语言天下无敌，看起来南辕北辙，都把一个民族的兴衰，系在了一套符号的优劣上。
当年的先贤们之所以那样想，是因为国家积贫积弱，他们急于找到病根。这种焦虑可以理解，但结论是错的。今天的“语言优越论”，同样是一种焦虑，只不过从自卑换成了自负。傲慢和自卑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，铸造这枚硬币的材料，都是对历史的无知。
尾声
中文当然有它的妙处。平仄让诗句有了音乐感，对仗让文章有了建筑感，一个“道”字能写满一部哲学史。最了不起的是，从殷墟的甲骨到今天的手机屏幕，这套文字三千多年没有断过，一个中学生拿起《论语》，还能大致读懂两千五百年前的人在说什么。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罕见的。
这些妙处，用不着拿“星期八”来证明。
后来再刷到这类视频，我就在评论区留一句：
“今天是第十一天干、第十三地支、第二十五节气，宜读书，忌转发。”
至今没有一位博主回复我。
我想，爱一门语言最好的方式，是去了解它从哪里来，经历过什么，而不是替它吹牛。毕竟，吹牛也要有历史知识打底，否则一不小心，就会吹到三千年前的殷商人头上去——他们过十三月的时候，可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