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“知行合一”到预测编码:重新理解王阳明所说的“知”
我们常把“知行合一”理解为知道以后应当去做,但王阳明所说的“知”,本来就包含感受、意向与行动。本文借预测处理重新理解这种实践性的知:一条道理只有进入负责预测、赋义与行动选择的世界模型,才会真正改变人在具体情境中的反应;同时,古典心学与现代认知科学之间只能进行有限类比,不能彼此证明。
我们常把“知行合一”理解为知道以后应当去做,但王阳明所说的“知”,本来就包含感受、意向与行动。本文借预测处理重新理解这种实践性的知:一条道理只有进入负责预测、赋义与行动选择的世界模型,才会真正改变人在具体情境中的反应;同时,古典心学与现代认知科学之间只能进行有限类比,不能彼此证明。
信息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智慧。本文从杜威对信息与智慧的区分出发,讨论为什么信息过载时代反而更需要模型、结构与约束意识。真正决定理解力的,不是一个人掌握了多少事实,而是他能否把事实组织成可解释、可预测、可行动的认知结构。
我们并不只是依据外部世界生活,也在依据自己对世界的内部模型生活。本文从大脑的预测机制出发,讨论语言、数学、学科与社会制度如何成为层层叠加的模型系统,并将心理成长重新理解为一种持续更新模型的能力。
当代人越来越期待爱情成为一种成长、一道通向更大世界的入口。但一旦「寻找真正的自己」成为爱情的核心目的,爱就会悄悄退居次位,对方也会沦为帮助自我实现的媒介。本文探讨:真正深刻的爱不是从「我要变得更好」出发,而是从「我真切地在意另一个具体的人」出发——成长只是它的副产物。
心理史学是阿西莫夫在《基地》系列中构建的一门虚构学科:它假定人类个体的行为虽然无从预测,但足够大的群体在统计意义上会遵循可量化的规律,从而使文明的宏观走向可以被数学描述。这篇文章梳理心理史学的核心前提,也正面检视这个类比在哪里开始松动——人类不是气体分子,社会系统的反身性是统计力学无法处理的。